弗洛伊德也许没有把柏拉图的理论完全归功于他。
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1861-1947)有一句名言:“对欧洲哲学传统最安全的概括就是它包含了一系列对柏拉图的注脚。”虽然这可能过于简化柏拉图对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但前者与后者之间的联系值得研究。这就是本文的目的。
弗洛伊德自己是怎么说柏拉图的?
事实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很少提及柏拉图,但足以表明他有将自己的著作与这位古希腊哲学家联系起来的倾向。例如,在他1905年发表的三篇关于性理论的文章中,佛洛伊德指出:“任何一个从更高的角度轻蔑地看待精神分析的人都应该记住,精神分析中扩大了的性与神圣的柏拉图的爱欲是多么地一致。”所以,弗洛伊德确实明确地承认柏拉图至少是他部分理论的先驱。而且,除非他滑稽地称柏拉图为“神”,否则我们只能认为他对柏拉图尊崇备至。
但弗洛伊德在承认柏拉图方面做得够多了吗?我想恭敬地指出,他没有,而佛洛伊德著名的人类心灵三分法,主要,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柏拉图。这个问题对当代心理治疗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弗洛伊德的著作对心理治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柏拉图通过他对弗洛伊德的影响,可能对当代心理治疗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传统的贡献。这并不令人震惊,因为心理治疗领域其他主流的发展也受到了古代哲学家的影响。例如,认知行为疗法的发展受到了古代斯多葛派哲学家的影响,如爱比克泰德,他的作品是由阿尔伯特·埃利斯完成的。值得赞扬的是,埃利斯对这种影响相当坦率。
在不否定弗洛伊德应得的荣誉的同时,历史有时也会不承认其不朽贡献的早期先驱者。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想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论比弗洛伊德本人或他的门徒倾向于给他的更多的信任。我认为,柏拉图关于人类灵魂的观点和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心理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本我、自我和超我
的确,众所周知,将弗洛伊德的系统思维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是他将人类心理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例如,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压抑的思想“埋葬”在潜意识中,是自我试图处理不合理的现实的结果;破坏性的、社会上不可接受的欲望的升华是自我与超我和谐合作的产物,它引导本我朝着社会上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弗洛伊德的思想网络中,条条大路通罗马,而这个精神动力的皇家中心正是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的三分法。
柏拉图的人类灵魂理论
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从未仔细比较或对比他的模型与柏拉图的三方模型,尽管他的上面引用“神圣的柏拉图的厄洛斯”追踪菲德拉斯,同一对话框由柏拉图柏拉图在公元前360年(通过主人公来说,苏格拉底)制定他的想法使用隐喻人类灵魂的人力车夫。在那里,柏拉图写道,“人类的车夫驾着他的两匹马;一个是尊贵的,出身高贵;另一个是卑贱的,出身卑贱;而驱赶他们必然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
在柏拉图15年前写的《理想国》第四卷中,柏拉图(还是通过苏格拉底)阐述了上述人类灵魂组成部分的作用:
首先,指导灵魂的部分(“车夫”)是“人用来推理的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原则”(柏拉图,1888)。
第二,不光彩的部分“可以被称为非理性或欲望,是各种快乐和满足的同盟”(柏拉图,1888)。
第三,崇高的部分,柏拉图称之为“精神”,反过来是“禁止原则”,“站在理性一边”(柏拉图,1888)。
因此,柏拉图式的灵魂由三个要素组成:一个理性的原则,它通过约束非理性的、卑鄙的欲望或欲望来驱动它,而这些欲望与一个高贵的、令人生畏的原则是一致的。
比较分析
现在,快进到1933年,在他关于精神人格剖析的演讲中,弗洛伊德说:
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可以比作骑手与马的关系。马提供火车头的能量,而骑手有决定目标和引导强大动物运动的特权。因此,在本我的驱动下,在超我的限制下,在现实的排斥下,自我挣扎着去完成它的经济任务:在其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和影响之间建立和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常常忍不住要喊一声:“生活不容易!”“如果小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弱点,它就会在焦虑中爆发——对外部世界的现实焦虑,对超我的道德焦虑,以及对本我(我的斜体)中激情力量的神经质焦虑。”
柏拉图思想的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打个比方,这里又提到了马(本我)被一个理性的原则“驱使”,或者如佛洛伊德所言,“有决定目标的特权”。
然而,撇开比喻不谈,这里有一些实质性的相似之处:
1. 超我类似于柏拉图的“高贵”精神,因为它是一种试图阻止自我被本我驱使的“道德”禁止原则。
2. 结果,对于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就像柏拉图的车夫一样,“驾驶……必然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
3.弗洛伊德的本我类似于柏拉图的“欲望”元素(弗洛伊德,1933年,柏拉图,1888年)。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本我是“混乱的”,而柏拉图的欲望元素是“非理性的”;
本我是“对肉体的影响完全开放的”,是“一个充满沸腾的兴奋的大锅”,而柏拉图式的本我则是“各种各样的快乐和满足的盟友”、“爱、饥渴、感觉任何其他欲望的颤动”;
本我“不知道价值判断:不知道善恶,不知道道德”,而欲望是“卑鄙的”。
4. 对弗洛伊德来说,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带来和谐的力量和影响”一样,对柏拉图来说,这是灵魂的元素”在友好和谐,执政的原则之一的原因,和两个主体的精神和愿望也同样认为,原因应该规则,并且不反抗”(柏拉图,1888)。
5.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理性发出“命令……关于一个人应该或不应该害怕什么”(柏拉图,1888年),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由于它起源于知觉系统的经验,[自我]被指定代表外部世界的需求”(弗洛伊德,1933年)。
6. ,就像柏拉图的原因,自我是一个理性的原则,“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必须躺下一个准确的图片感知的记忆痕迹,并由其行使的现实检验的功能必须放在一边不管外部世界的这张照片是一个除了来自内部的激励来源”(弗洛伊德,1933)。
7.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当自我不符合前一种道德标准时,超我就会用“紧张的自卑感和负罪感”惩罚自我(弗洛伊德,1933)。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良心”。弗洛伊德(1933)说,
我想做一件我认为会使我高兴的事,但我又放弃了,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或者我让自己因为太过期待快乐而去做一些良心所反对的事情,而在那件事之后,我的良心用痛苦的谴责来惩罚我,使我对那件事感到懊悔。
同样,在《理想国》第四卷中,柏拉图(1888)将这种“良知的声音”归于精神。因此:
[W]当一个人的欲望以暴力压倒理性时,他就会痛骂自己,并对自己内心的暴力感到愤怒,而在这场斗争中,就像一个国家的派系斗争一样,他的精神是站在理性一边的……
这种“对自己的辱骂”显然是一种内疚感(或“道德内疚感”),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内疚感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张力”(弗洛伊德,1933)的表现。因此,柏拉图也提出了一种罪责理论,即当理性无法控制欲望时,欲望与精神之间的冲突会导致罪责。
8. 最后,虽然柏拉图说“精神是站在理性一边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当一个人的欲望强烈地压倒他的理性时”,精神并不明显地站在理性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无疑会同意,当欲望战胜理性时,精神会发出独立的声音,谴责理性未能控制欲望。用柏拉图的话来说,精神“对他内心的暴力感到愤怒”,就像弗洛伊德的“良知之声”谴责自我不控制本我一样。
可能的出发点
佛洛伊德和柏拉图的一个出发点似乎是各自观点中所蕴含的道德理论。众所周知,柏拉图认为道德标准是客观现实,即所谓的“形式”。例如,正义是一个永恒的、超越的概念,可以被理性理解(“直觉”)。相反,对弗洛伊德来说,超我所代表的道德是社会化的产物,尤其是父母灌输给孩子的标准的内化。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小孩子是没有道德的,他们无法抑制自己追求快乐的冲动。后来被超我所扮演的角色,一开始是由一种外部力量,由父母的权威来扮演的(弗洛伊德,1933)。
然而,作为一个心理学事实,这种道德就像一套永恒的超验真理一样令人信服,就像柏拉图的道德一样。弗洛伊德(1933):
超我是我们每一种道德约束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而言之,它是我们所能从心理学上理解的人类生活的更高层面。
因此,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就像柏拉图式的理性一样,认为超我强加的道德标准与本我的要求相比具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生活更高的一面”。
因此,从弗洛伊德和柏拉图关于道德本质的不一致观点中得出的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方法在功能上似乎没有区别。
精神疾病模型
当然,如果认为柏拉图抓住了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理论的复杂性,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和柏拉图的“理性”都肩负着协调心灵/灵魂各部分的任务,对两者来说,这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柏拉图似乎把理性描绘得更强大,更有控制力,而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是“脆弱的”,“从本我那里获得能量”,“经常无法完成任务”(弗洛伊德,1933)。我不敢说这种力量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治疗的目的是帮助不正常的心理(或灵魂)增加自我力量(或理性决心),这种区别可能会消失。事实上,两位思想家都承认,在三个基本要素不同步的情况下,存在功能障碍,需要进行干预。
柏拉图在Timaeus(公元前360年)中写道,
[E]隐性的痛苦和快乐被认为是灵魂易患的最大疾病,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在极大的快乐或巨大的痛苦中,在他不合时宜地急于达到这一目的而逃避那一目的时,就不能正确地看到或听到任何事情;但他是疯了,而且在当时完全不能参与理性。
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这种状态可以被表述为自我无法协调和保持对本我和超我的控制,从而导致精神疾病。术语不同,但概念基本相同。
结论的话
不打算对弗洛伊德和柏拉图模式之间可能存在的比较和分歧进行详尽的分析。然而,相信已经做了足够的案例来总结出弗洛伊德著名的人类精神的三分法主要,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柏拉图。
至于佛洛伊德的动机,或者说缺乏动机,因为他没有指出这两个模型之间明显的对称性,就不作推测了。然而,如果可能是正确的,那么柏拉图可能被认为是通过建立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心理模型之一,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Freud, S. (1933). “Lecture XXXI: The Dissection of the Psychical Personality.” Trans. J. Strache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avidson-eng/uploads ... cal_personality.pdf
Plato. (1888).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 B. Jowet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55201/55201-h/55201-h.htm#BookIV |